《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读书笔记吧。那么你会写读书笔记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欢迎阅读与收藏。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 ……此处隐藏12445个字……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万历十五年》讲述了明代从繁荣帝国走向崩坏的过程，是对“明”这个朝代败因的总结。在这一年里，无数骇人听闻、在当时却十分寻常的事件，诉说着这一朝代的破败不堪。然而在这破败不堪的年代里，我看到了仍有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对于国家的信仰奋斗着，让人不能不为之感动。

明代走到了万历十五年，法制体系崩毁，社会秩序靠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维持。加上极低的官俸，缺乏组织、管理的税收与生产，腐败成了生存必须，人的欲望便开始将社会往邪恶的方向引领。无法用法律管束的欲望毫无限度地膨胀，百姓生活无人问津，各集团只顾得一己私利，“阴”与“阳”的距离越拉越大。与此同时，皇帝也受不了对自己那异乎寻常的管束，开始消极怠工。国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但是有识之士仍然存在。张居正作为一朝元老，提拔人才，整顿朝廷，试图扭转国运。书中的张居正作风强硬，英明果断。尽管对张居正的生活、作风书中略有贬意，但毕竟可以看出，张居正并不是按自己私欲行事。但他死后，因其过于强干的作风而被对手们毫不留情地抨击，家财尽没，儿女尽削职为民。以这位太师的眼光，未必料不到身后之事。因此我认为，比起一己私利，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对张居正而言更有意义，也是他不变的初心。

相同际遇的人不可计数：戚继光横扫倭寇，修缮边防，却只能一人终老；李贽生前声名远扬，多有著述，却落得个狱中自杀的下场。他们都没能得到善终，都遭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只要一有机会，做过事的他们仍想再做一次。海瑞也是如此-------一意孤行、钻牛角尖儿，让部下连家人都养不活的他，不算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但揣一颗奉公廉洁之心，全然不为生活的困难、现实的残酷而折腰。两次当官，他的态度一点没变，仍为天下苍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

万历十五年，表面是一个普通年代，而我认为它已经是一个乱世了。道德在那个年代已经紊乱，养活自己是正义，对他人尽忠尽孝是正义，对国家尽心也是正义，而这些正义之间又有种种纠葛与矛盾，让人是非难辨，于是出现了一批只相信自己的人。在那个欲望横流、毫无法治的世界上，他们选择追逐内心的信仰，在这个思想的乱世里，为这个国家、为心里的正义献出最后一份力量。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苦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这巨大的惯性，真正腾飞起来呢？